中年職工奔波在單位和家庭之間，擔心抽不出時間接送孩子；青年白領穿行在擁擠的地鐵裏，發愁買不起房子；大學生害怕畢業後找不到滿意的工作，甘願接受“零工資”的試用；老人們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兌現、看病難上加難；公務員抱怨錢包癟、壓力大；農民害怕化肥漲價，糧價偏低；私企老闆唯恐政策變動、眼下的生意不可為繼……
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競爭加劇，焦慮不再是“弱勢群體”的專利，而漸成一種普遍心態。在許多人看來，身邊往往危機四伏，總有原因讓人感到不安。
為何越來越多的人被焦慮所困擾？應該如何避免社會群體焦慮，讓人們獲得更多的安全感、感受到更多的幸福？
從今天開始，本版推出系列報道“關注社會焦慮”，希望讀者朋友們與我們一起探討。
——編 者
就業焦慮——
●在轉型期，社會結構劇烈變革，原先的“保護殼”被打碎了，新的“安全閥”又沒有完全建立起來，人們內心裏埋下了焦慮的“種子”
7月底，當拿到那張薄薄的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接續證明，劉繼軍長吁一口氣。他懸著的心稍稍有些寬舒。
上班、下崗、做生意、找工作……這一連串的變化，讓42歲的劉繼軍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蒼老很多。
1990年，21歲的劉繼軍技校畢業後進入山東東南部某縣城機械廠，成為一名車床工。1998年，他已經是廠裏的生産班長。正當他對未來生活無限憧憬的時候，國企改革大潮席捲這座小城。縣機械廠併入了市機械廠，劉繼軍下崗了。
10多年來，他的生活就像掉進了無底洞，心裏總是沒著落。
劉繼軍説，剛離開工廠那會兒，仗著年輕氣盛，他學會了開車，家裏湊錢買了輛小客車，在鄉鎮和縣城間跑客運，雖然十分辛苦，但收入不少，還算踏實。可幾年後，一次意外導致車輛幾乎報廢，他受到很大打擊，再也沒有了開車信心。
打那以後，他又和老鄉販賣過蔬菜、跑過銷售，生意總是賺少賠多。2007年，6歲的兒子上小學了，妻子又因病住院手術，家庭負擔更加沉重，劉繼軍的脾氣越來越暴躁。
2010年，劉繼軍通過招聘，成了市政公司的一名維修工，並將中斷多年的養老保險續上了。表面看，日子暫時穩定了，可他還是覺得底氣不足：每月1400元的工資，只能勉強應付生活；將來，孩子要上高中、讀大學，單靠這些錢根本不夠。想想這些，心中茫然。
事實上，受就業焦慮困擾的何止劉繼軍這一代人。
在計劃經濟時期，城鎮職工個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“單位”中，單位發放工資，提供住房、醫療、養老等保障，賦予人們基本的“安全感”。在轉型期，社會結構劇烈變革，原先由單位提供的“保護殼”被打碎了，新的“安全閥”又沒有完全建立起來，人們內心裏埋下了焦慮的“種子”，面對就業壓力和失業風險，變得焦躁不安。
從1998至2000年，國有企業共産生下崗職工2100多萬人，波及數千萬家庭，且主要集中在煤炭、紡織、機械、軍工等困難行業。其造成的影響一直延續到本世紀初，有些問題至今仍在消化。
與此同時，1994年起，我國逐步改變大學畢業生分配製度，由國家統分向市場化就業轉變，提倡“自主擇業”、“靈活就業”。進入新世紀，各地大學繼續擴招，畢業生人數猛增，“就業難”從下崗職工向大學生群體迅速蔓延，就業焦慮從“4050”人群向“80後”、“90後”人群迅速擴散。
市場經濟充滿了誘惑，也充滿了風險。目前，我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，市場經濟體制正在完善，尚缺乏牢靠的“社會安全網”。比如，失業救助、醫療保險、社會養老等基本保障制度還未真正健全。在一定程度上講，“靈活就業”也是“高風險就業”的代名詞。一旦失去了“單位”的保護，人們難免出現無所適從的心理狀態，難免産生無法回避的焦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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